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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阳限购令被指为中央和地方经济对抗典型案例

2020-01-16 01:46:17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贵阳因“限购令”而成了众矢之的。

2011年7月11日,贵阳市发布了《贵阳市小客车号牌暂行规定》(以下简称《规定》),该《规定》的主旨为以限制汽车牌照数量为手段治理拥堵,每月允许2000个新车牌照产生。

相对于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,贵阳经济还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,这类城市的汽车政策应该是激进的,而其《规定》的颁布恰恰限制了汽车的。“作为汽车产销的三线城市,贵阳市限购令本身不会对汽车产销带来巨大影响,但是其示范效应的负面作用却是无法预期的。”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汽车市场分会会长苏晖告诉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。

突然的“限购令”

根据《规定》,自2011年7月12日起,贵阳新登记的小客车将实行新号牌核发规定。新号牌分两类,第一类是小型客车专段号牌,准许驶入所有道路,该类号牌实行配额管理制度,每月2000辆;第二类是普通号牌,禁止驶入一环路(含一环路)以内道路,核发数量不受限制。

贵阳市市长助理李倩就此表示:截至2010年年底,贵阳全市机动车数量达到61.6万辆,其中私人小汽车 万辆,约占机动车总量的5 .6%。有老城核心区出行需求的车辆近 0万辆,远超过核心区路网的承载量。与此同时,预计从今年9月份开始,老城核心区人防工程、轻轨1号线和2号线将相继施工。两项重大基础设施施工将大范围导致干道交通中断,因此,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有效调控车辆流量,才能有效避免可能会出现的交通瘫痪状况。

据测算,《规定》实施后,贵阳每月的汽车销量将减少70%左右。知情人士透露,《规定》的颁布非常突然,就在《规定》颁布之日,贵州省交警总队内部一片哗然,原因是贵阳市市并未就此事与省交通厅通气,市交管局之前对《规定》也并不知情。

在此之前,贵阳还正就包括单双号限行在内的数十种治堵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,但是讨论还在继续,《规定》却已尘埃落定。“就像平地惊雷,没有任何预警。”上述人士表示,“没有任何听证、决议的过程,只是贵阳市内部就决定了。”

业内人士对《规定》的前景并不看好,该《规定》只针对一环内进行限购,而对于城郊区县,并没有相关的限制购买政策,只是限制行驶。

“这种法规执行起来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单纯依靠警力和摄像头分辨就有可行驶号牌、新准许行驶号牌、新禁行号牌之间的区别,工作量之巨可想而知。”苏晖指出,“贵阳一环内居民完全可以通过转移户籍、亲朋代买的方式进行购车,有太多的漏洞可钻。”

拥堵困境

在贵阳,治理拥堵并不是一个新话题,而是一个讨论了数年的旧案。据贵阳市市民余先生反映,尽管机动车保有量只有60余万辆,但是,在交通高峰期,贵阳的拥堵程度并不亚于北京。

“贵阳处于山区包围的小盆地中,市区和郊区没有连成一片,城市规划基本沿袭解放前的思路,平均不到200米就有一个红绿灯。”余先生告诉记者,“比如,从新路口至下兴关路,以及下兴关路至上兴关路的这两个路口的距离不过百余米远,却有两处红绿灯,这种情况不堵车才是怪事。”

据记者了解,贵阳的拥堵原因并不能仅归结于城市规划不完善和地形地貌的特殊。公共交通的过于密集也原因之一。最近几年,为了发展产业,贵阳大打“避暑之都”的旅游牌,并以此为名做了数次“避暑季”大型活动,为了配合该项活动,贵阳市公交公司开发了多条旅游线路,覆盖了全市大部分街巷。

“贵阳市公交公司是全国唯一一家盈利的公交公司,”知情人士透露,“站点遍布全城大街小巷,公交车太多,上下班高峰期,六七辆公交车占两条车道上下客的情况非常常见。”

根据贵州省交通台此前的调查和统计,公交车的占道违章是造成贵阳拥堵的重要原因。该调查显示,2010年,贵阳市的拥堵路况相当一部分来自公交车违章和事故,而由于贵阳过多的岔路和过于密集的红绿灯设置,一辆公交车事故造成的拥堵就会辐射很大区域。

“公交车多占道带来拥堵,公交车事故频发带来更大的拥堵,这个重要的拥堵源头却无人过问。”知情人士透露。

此外,2010年10月,为了治理拥堵,贵阳市曾采取过“黄标车禁止进城”的方案。当时,贵阳开展了黄标车型的排查和鉴定,明令禁止黄标车进城。

“但是,该法令施行后在交管部门的执行力度却很差,鲜见黄标车排查,黄标车进城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治理。黄标成了收费的手段。”知情人士对此极为愤慨,“而且,由于交警和协警对违章情况执法不严,造成了车主违章成本低,任意变道占道,形成了恶性循环。”

另外,据苏晖透露,贵阳对能够极大缓解城市拥堵的环路采取了收费措施,这导致众多市民弃行环路、走城市内道,更多的车扎堆进入拥堵路段,环路失去了迅捷分流车辆的作用。

为了治理拥堵,贵阳市采取的方式是效仿北京,对汽车进行限购。实际上,治理拥堵并非只有限购这一种方案。

与国家产业政策相逆?

贵阳市的《规定》在当地看来,是一种既能治理拥堵又不会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两全之策。但是该《规定》却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逆。

贵阳是中国第二个依靠限制汽车号牌数量治理拥堵的城市。在此之前,2010年年底,北京市出台了“汽车限购令”。

“北京治堵措施的严厉是史无前例的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,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,北京的城市标签和现状决定了‘治堵重典’的可能和必要,并且,北京的汽车限购规定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,”苏晖告诉记者,“贵阳是一个省会城市,它的地方法规的颁布只需要经过地方的批准就可以,贵阳应该有比限购更好的治堵方案,但是它选择了限购这种与《汽车产业振兴和调整规划》相悖的法规,并且无视汽车产业的现状,显现了地方制定行政法规的随意性。”

“我们对贵阳的限购政策不予评判,但是其是否与国家产业政策相悖一目了然。”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副司长表示。

这种冲突引发了公众对地方行政权力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思考。

“‘贵阳限购令’是中央经济和地方经济之间出现对抗的典型案例,凸显了地方的行政作为缺乏规范、行政权力的运行规则不明确、地方任意使用行政权力的问题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赵英表示,“地方的地方行政法规相悖于国家产业发展,这引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,就是行政作为应该在什么范畴内进行,科学决策、决策要有界定,才能约束行政权力的随意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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